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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充分发挥文旅商体展协调机制,以协调机制推动文旅商体展的政策协同和市场联动。相关工作部门加强协同,横跨多部门、多条块,形成整体和协同效应,这中间有政策协同、机制协同、市场联动、市场主体联动等许多协同。比如:针对F1中国大奖赛,协调机制专题会议研究,这一场赛事如何跟文旅、购物、住宿、交通、餐饮、会展等其他方面进行消费联动。去年短短4天时间F1中国大奖赛直接拉动14亿左右经济效益,同时还有联动带动的消费。今年还要继续研究,如何让F1点亮上海,从空间到时间,给与更多的场景,这是协调机制取得的成效。
三是功能“成圈”,释放空间潜力。通勤圈、功能圈是高效率的空间组织形式。一体化示范区的实践证明,小区域大力度的探索,会产生“做实一小片、引领一大片”的效应。我们将建好通勤圈,加强“轨道上的长三角”建设,尤其是1小时城际轨道交通网建设,推动环沪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实体化运作,高效串起更多功能区域。我们将优化功能圈,深化虹桥中央商务区、嘉昆太创新圈等重要载体建设,发挥“以圈促群”效应。
近年来,在金融部门重点发力之下,已有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民营经济。截至2024年末,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81.4万亿元。新的课题随之而来:如何确保资金更高效地流向民企最急需的领域?
二是对标国际一流,增强上海城市竞争力。当前,全球各个经济体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。优化营商环境,其实就是制度规则、城市能级的比拼。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,上海是我国唯一的专家调查样本城市,权重占比超过73%。这就要求我们对标国际一流水平,不断优化营商环境,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。
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,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,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的重大国家战略。5年来,按照中央决策部署,我们扎实推进浦东引领区建设,在首创性改革、引领性开放、开拓性创新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,主要体现为三个“新”:
第一,台内务问题难解。近期“在野”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,造成“朝野”关系紧张、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;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,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,政局动荡、人心不安。
“当下中国民营企业在爬坡过坎,向着顶峰攀登、向着世界一流努力,比拼的不是规模和体量,而是高科技加持下的高质量发展。”徐冠巨说道。